尽管数量型工具和价格型工具各有长处，但同样也有各自的不足。由于国际收支保持双顺差，外汇占款持续增长，货币供应量不断扩张，导致数量型工具存在被动性。若货币政策以稳定汇率为目标，则难以主动地控制货币供应量，国际收支的失衡只得通过国内经济波动或通货膨胀等代价来自发校正，数量型工具难以主动改变这一现状。对于价格型工具而言，当前微观主体市场化程度偏低仍然是价格型工具的紧要制约因素。虽然中国的利率市场化已经取得长足进展，但是目前仍存在“贷款利率管下限、存款利率管上限”的规范。在这种现实背景下，利率调节宏观经济的作用受到一定制约，资金的供给和需求对利率不一定有足够的敏感性。对于资金供给方而言，中国的广大储户缺乏多元化金融投入的渠道，往往将商业银行作为资金“保险柜”，对利率不甚敏感;对于资金需求方而言，信贷规模等数量型(甚至行政性)调控手段往往使得企业等微观主体的实际资金需求难以真实反映。此外，各方博弈对价格型工具的实施空间造成了影响。理论上，更加灵活的汇率制度有助于抑制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例如，在通胀压力高企的时候，本币适度升值一点，进口的东西就相对便宜一些。特别是在资源比较缺乏、需要大量进口初级商品的中国，汇率调整更有助于缓解“输入型”通胀压力。但在现实生活中，国际大宗商品价格高企时往往也是一般出口企业运输等成本急剧上升之际，这时若大幅提高本国汇率水平很可能在政治(利益集团)方面遇到较大阻力。这可能是汇率政策在应对通胀尤其是输入型通胀的现实中难以充分发挥作用的制度原因。

我国对冲型货币政策的完善

一是研究改进货币政策中间目标。为了更好地实现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常常需要设定一个中间变量，央行通过调节和影响中间变量，达到间接实现货币政策最终目标的目的。通常而言，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必须满足以下三个标准：可测性、可控性以及与最终目标的相关性。就现实状况来看，我国较长时期以来，货币政策重点监测、解析的指标和调控中间目标是M2和新增人民币贷款。近年来，由于经济金融形势的变化，直接融资快速进展，非银行金融机构作用明显增强，商业银行表外业务大量增加，货币供应量和新增人民币贷款的可控性、可测性以及与国民经济的相关性都出现了一些问题，金融调控面临新的环境和要求，迫切需要确定更为合适的统计监测指标和宏观调控中间目标。在此背景下，人民银行于2011年第一季度首次公布社会融资规模总量，这是一种探索和创新，适合我国融资结构的变化，符合金融宏观调控的市场化方向。实证解析表明，与新增人民币贷款相比，社会融资规模与紧要经济指标相互关系更紧密。随着金融市场的进展和金融创新的深入，央行在政策解析时开始扩大货币信贷考察的范围，注重对全社会而非仅仅局限于银行体系信用总量的考察，这样能有效服务货币政策决策和宏观经济调控需要。